中国通航第一人：唐继龙
上世纪末，由于受到“重运输、轻通航”的观念支配，中国通用航空的发展一度处于历史最低谷。
1993年，年近五十的唐继龙，在后继无人、面临淘汰、自生自灭，难以维继的困境中，开始了创办中国通用航空的旅程。
“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家民营航空企业。那时我在重庆大学任教、兼任重庆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空军驻渝办事处副主任。我妻子费芸是空军蓝箭歌舞团团长。我们看到，若大一个重庆市竟没有一家地方航空公司，深感家乡航空落后！于是在空军首长的支持下组织了几位战友，就在蓝箭歌舞团长办公室，开始创办重庆史上第一家航空企业。”
与如今不同，在那个年代，通用航空几乎被社会和历史所抛弃。唐继龙申办重庆三峡通用航空公司以开展空中救援业务却不被大家理解。重庆大学的部份师生甚至这样对他说道：“教授不上讲台，作家不写书，要搞什么航空去救援人？真是异想天开！”
那个时候，许多人一度认为唐继龙是文学创作到走火入魔，神经出了问题。本该颐养天年的唐继龙却豁出全部家当，他痴心不改，一干就是十数载！
“10多年前，我干通航感到十分孤独。由于没有通用航空的发展环境，我到那里都无法与人们交流，无法与政府沟通、无法与社会对话。记得1997年我去重庆市急救中心想与他们合作，希望得到支持，建立业务关系开展空中救援。接待我的一位副主任居然说：‘你要在飞机上开急诊，谁来看病啦！’”
在不被社会理解与无尽的孤独折磨中，唐继龙辛苦筹集的百余万元资金打了水漂。几年的折腾，通航没搞起来，屁股欠了一堆债。更加心酸的是，那时候唐继龙的女儿唐一钧正在上大学，由于没钱，不得不靠身边朋友的补给女儿凑学费。
一个原本富裕的家庭，由于搞通航和空中救援而倾家荡产。1998年，唐继龙和费芸不得已卖掉了部队的房子和钢琴来苦苦支撑。
“在我国，建机场、办航空企业、飞机制造、科研院校，哪一项在创业初期不需要政府的扶持和投入？为什么政府对通用航空就袖手旁观呢？我一定要说服政府发展通航，如果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我申办的通用航空就有希望了！”
于是，1998年起，唐继龙开始向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工会写报告、送请示、报计划、编方案、提建议、做解答，请求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发展通用航空，成立市航空救援联动中心，挽救三峡通用航空公司，实行归口管理。
从1998年到2008年，他向市政府部门先后报送了30多份请示报告，有的报告甚至长达万余字！十年间，唐继龙累计了共计十六七万字的原稿，先后跑了50多个部门和区县，共盖了140多个公章，跑烂三双皮鞋。
甚至在99年，由于重庆整顿“三金三乱”，唐继龙由于亏钱投资方30万元未还，还被整顿小组关进了铁窗！十多天后才被自己的学生赎出。
直到2003年，唐继龙才看到了一丝曙光。那一天，他找到了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
“在中国民航最高‘统帅’面前，我像一个流浪儿回到了‘家’。在最高的‘长辈’面前，我心中百感交集，竟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10年创业申办通航的酸甜苦辣、艰辛与磨难、挫折与失败、遭遇与委屈，一齐涌上心头，全堵在嗓子眼了！我的年龄比杨局长大几岁，竟像‘孩子’一样好半天才渧泪交加地说出第一句话。‘杨局长，民营干航空太难太难了，你要救救中国通航啊！’”
唐继龙曾这样对杨局长倾诉：“每一个城市。连搞餐饮火锅、洗脚按摩的都有人、有部门管，怎么中国民航两翼的通用航空，一个高技术、高端产业就没人管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都受到了实惠，为什么中国通用航空成了‘漏户’？通用航空本是地方政府干的事情，中国通航不发展，民航强国永远都是个梦啊！”
在中国通航被忽视的年代，这是中国通航的呼唤，是历史的呐喊！也是唐继龙命运和遭遇与当时通用航空的真实写照。科学的尊严在中国通航受到了践踏，历史不得在这里沉思......
2005年9月，三峡通航终于拿到了《经营许可证》。沈泽江局长在现场十分感概地说：“重庆三峡通用航空公司全体员工的精神了不起，总经理唐继龙百折不回，从不放弃、坚定执着的精神十分可贵，‘十年磨一剑’当真不容易！可以说，重庆三峡通航是岂今为止世界上筹建时间最长的航空公司！你们为中国通用航空的发展终于坚持下来了，并合法成立，局机关的同志都为你们高兴！”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悲痛中，通用航空直升机救援所留下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场面令所有人记忆深刻，通用航空这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庞大产业，空中救援一个中国人完全陌生的概念，一下子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唐继龙说：“是灾难改变了中国通用航空。”
2009年2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民政部、交通部、发改委、民航总局等相关国家部门的负责人与14位院士，专家学者及首都主流新闻媒体百余人，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了“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高层论坛”，这次会议在中国通用航空与航空救援的历史性转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堪称航空救援史上的“遵义会议”。
唐继龙多年的渴望和期待，终于有了着落。他满怀感慨地说道：“我很羡慕今天这一代的通航人，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一定要好好珍惜！要抓住机遇、解放思想，与国际通航接轨，共谋全球发展。看到今天喜人的形势，我认为自己曾经为通用航空发展经受的种种艰辛与磨难，挫折与委屈，值！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以牺牲为代价，我和通航的前辈们一起用个人局部的牺牲，换来了今天全局的‘胜利’！”
作为专家与前辈，唐继龙深深羡慕并祝福着新一代的通航人们。在通航发展与航空救援被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唐继龙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年近70的他频繁地来往于福建、浙江、江苏、上海、西安、厦门等地，不厌其烦地做着主题演讲，研究评审与特约顾问的工作。
他开心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到政府和相关部门，说破了嘴也没人听。现在，我的听众有政府官员、有行业领导、有企业界的精英、有财团、有业界同仁……如今的我，再也不孤独！我的知音遍全球，我的弟子由原来的三峡通航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还有洋弟子，我从心里感到了，今天作为一个中国通航人的尊严与自豪！”
然而通航虽然发展了，但问题依然非常多。
就拿航空应急救援来说，这个体系的说法向来不统一。有的人说通用航空应急救援业务不属民航管；有的人说航空应急救援是国务院应急办在管；有的说是由民政部牵头来管；还有的说现已交给交通部海上救捞局管，民航只是在法规和标准上给以指导。究竟应该怎么办？看不到相关的新文件。
低空开放虽然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在2012年唐继龙组织指挥重庆申基通航一架EC-135直升机，从新津飞院转场重庆江北机场时，依然被重重繁琐的环节所困扰。迷茫，成了新一代通航人的难题。
唐继龙在文章中曾这样写道：“面对这种迷茫，我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整个城市安然入睡的时候，却还醒着。我站在屋顶书房的天台上，眼望着朦胧阴沉的夜空，心里发出了呼喊：苍天在上啊，中国通用航空应急救援产业该向何处去呀!”
在这种情况下，唐继龙不断探索，他摸索出一套新的通用航空应急救援机制与模式，即“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载体、以空救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走公益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空中救援事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子”。他不断地把这套方法介绍给每一个人，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通航公司。
近两年，通用航空在昙花一现的火热后迅速遇冷，各项基础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它的发展似乎又绕回到曾经滞固难行的阶段。而又有些地方利用通航来政绩，极端盲目地建机场、买飞机，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唐继龙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大声呼吁着：“汶川地震已过去7年多了，人们在灾难中渴望反映最快、作用最大、效率最高的、无可替代的航空应急救援产业建设。而在我国，它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规划布局80—120公里的救援机场和临时起降点建设，全是纸上谈兵！我们不能伤疤好了，伤口不痛了，就又回到漫不经心、漠然迟钝的老路上去！说不定哪天中国又突然发生了一次类似汶川那样的地震，在交通、电力、通讯中断的情况下，缺少航空应急救援的教训和悲剧又将重演！弄不好我们大半个国务院又将搬到灾难现场！”
唐继龙的话，如警钟长鸣。他将自己的后半生，甚至自己的整个家庭全都奉献给了中国通航与中国航空救援事业。而中国通航所回报给他的答卷又是什么呢？
有多少人，记住了唐继龙“中国通航第一人纪念邮票”上的面容，却忘记了这背后十多年的艰苦与辛酸？
有多少人，借助着通航产业与航空救援的幌子牟求着虚荣与利益，却忘记了通用航空在灾难面前的重要意义，忘记了汶川大地震的惨痛记忆？
2015年9月5日，唐继龙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伴着些许遗憾离去。
有位通航媒体的朋友这样形容唐继龙：他有些像邓小平，他为我们带来了春天，却没能亲自看到万物开花结果的那一刻。
而唐继龙先生生前则最喜欢引用黑格尔的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关心眼下、地上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美好未来的。”
在沉痛缅怀这位可敬的前辈的时候，也好歹请别忘了，曾有一个可爱的中国老人刻骨铭心地实践过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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